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讲话稿

2016年12月10日，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西安事变研究会、西花厅联谊会等单位发起，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和上海桥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在西安举行。以下为您带来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讲话稿，欢迎浏览!

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讲话稿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又加紧进攻华北，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痛感“国权凌夷，疆土日蹙”，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彪炳后世。

同志们、朋友们!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对西安事变最好的纪念，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其他爱国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

第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密不可分。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的危难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西安事变的历史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都可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我们要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守护好、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

第二，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则兴，民族团结则强。在中华儿女心中，没有什么追求比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更神圣、更庄严，谁也不应低估我们捍卫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意志和决心。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是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当前，台湾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要携起手来，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势力及言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两岸同胞的民意主流。我们要坚持“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毫不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自信、中华文化自信。两岸一切有识之士，都应胸怀民族大义，把握时代潮流，超越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差异，求同存异，相向而行，携手缔造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荣光。

第三，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每个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百折不回。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目的，既是为了救亡图存，更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8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我们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极其繁重。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挑战，我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用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来。这样，我们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西安事变时间过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 ;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 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