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你是那么不一样，但我依然爱你
你是那么不一样，但我依然爱你
——美国知名作家安德鲁·所罗门TED励志演讲稿
“就算抛开宗教信仰的因素，同性恋也是性滥交的代名词。它是可悲的，次等的，一种现实的替代品，是人生中一段令人遗憾的旅程。
因此，同性恋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治疗，因为只有少数人为此受难，同性恋只值得视为一种有害的疾病。”
上述的话选自1966年发行的《时代》杂志，那时我只有三岁。但是就在去年，美国总统站出来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
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实现这种态度的转变？曾经的疾病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一种身份认同？
当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我和妈妈还有弟弟去一家鞋店。最后，当我们付款买鞋子的时候，售货员告诉我们每个人可以挑选一个气球带回家。
我的弟弟想要一个红色的气球，我想要粉色的气球，而我的母亲说她觉得我应该选一个蓝色的气球，但我说我想要的毫无疑问是粉色的气球。
她提醒我，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其结果是，我现在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但我依旧是个同性恋者。这既反应了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反应了这其中的局限性。
当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说过“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其它一切感情都无法比拟的，只有当你拥有自己的孩子时，你才能体会到。”
我小的时候，把母亲讲的关于抚育我和弟弟的这段话当成是世界上最高的称赞。当我成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想我是同性恋，所以我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家庭。
当母亲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焦虑。当我的事公之于众后，母亲还重提此事，我感到很恼火。
我说：“我是同性恋。我不会走那条路。我希望你不要再说那些话了。”
大约二十年前，《纽约时报》主编让我写一篇关于聋人文化的文章。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耳聋就是一种疾病，那些可怜的人呀，他们什么都听不见，如果他们听不见，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走进了聋人世界，我去了聋人俱乐部观看了聋人的表演，我甚至去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美国聋人小姐”选秀赛，居然有人抱怨她们甜腻的南方手语“口音”。
随着越来越融入聋人世界，我开始相信耳聋是一种文化，并且聋人世界中的人也说，“我们不是听力不健全，我们是一种文化。”
这是可行的，这不是我的文化，我也没想冲过去加入这种文化，但我欣赏它是一种文化。对其中的成员而言它的价值就如同拉美文化，同性恋文化或犹太文化它甚至可以和美国文化相媲美。
我朋友的朋友有个女儿，是个小矮人。当她女儿出生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她要面对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产生共鸣。
她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她应该说“你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矮了点儿？”还是去试图建立某种小矮人身份认同，加入美国小个子联盟开始了解矮人生活圈的那些事？
然后我突然想到大多数耳聋孩子的父母都是听力健全的，那些听力健全的父母总是试图去治愈他们的孩子。
那些聋人要差不多到青春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聋人群体，大多数同性恋者的父母是异性恋，那些异性恋父母常常希望他们的孩子表现得如他们认为的主流世界所期望的那样。那些同性恋者不得不长大后才寻找身份认同。
再说说我的这个朋友面对这些关于她小矮人女儿身份认同的问题。然后我想，又是这样一个认为自己正常的家庭有着一个特殊的孩子。
我想，事实上身份认同分为两种类型，有垂直身份认同。从父母到孩子，代代相传。也有像是种族，国际，语言，宗教。你和你的父母，孩子拥有共同点，而有些身份较难识别，但并不需要尝试去改变。
你可以争辩说，在美国作为有色人种生存艰难，尽管我们现任的总统是有色人种。确实，没人试图去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的孩子们生来就有着奶油色的皮肤和金黄的头发
还有一些身份认同是你从同龄人群中获得的，我称它们为水平身份认同。因为和同伴一起活动，接触，是所谓的一种经验。
这些身份认同与你从父母处得来的不同，你需要通过接触同伴自己发掘这种身份认同，我指的是水平身份认同就是人们最希望去治愈的部分
我想要研究的是，这是怎样的过程，有着这些身份认同的人们是怎么和他们保持好的关系的。
在我看来，有三种不同程度的接受。这三种是，自我接受，家庭接纳，社会接纳。
它们并不一定同步发生，很多时候，这样的人很易怒。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并不爱他们。
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父母不接受他们最理想的爱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那种无条件的爱，但接受是需要时间的。
我认识的一个小矮人名叫克林顿布朗，他出生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畸形侏儒症。他的残疾非常严重，他的父母被告知，他永久丧失行走能力和语言能力。
他也没有获取知识的能力，他甚至也不会认识他的父母。医院给他父母的建议是把他留在医院，他可以在那里平静地离世。
他的母亲说，她不会这样做。她把儿子带回了家，尽管她没有什么学历，也不是很富有，她还是找到了治疗畸形侏儒症全国最顶级的医生。
她让克林顿接受治疗，他的童年经历了30次重大外科手术，他一直待在医院里，而正是这些治疗过程让他现在有了行走的能力。
他在住院期间，医院请了家庭教师来指导他的功课。他学习非常努力，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最终，他达到了他家庭内任何成员都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他是家庭成员里第一个去上大学的人。
他住在学校宿舍，并且自己开车—一辆为他身体状况特别制造的汽车。
他的母亲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去了家附近的大学。她说“我看到了那部车，一眼就认出来是他的车子，停在一家酒吧的停车场，“（笑声）“我想了想，他们六英尺高，他三英尺高他们喝两瓶啤酒，在他那里就相当于四瓶啤酒。”
她说，“我知道我不能走进去打扰他，但我回家之后，给他发了八条短信。她说，“我想在他出生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未来的担心是他会和他大学友人酒后驾车。”
我对她说，“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帮他成为一个有魅力、成功、精彩的人吗？”她说，“我做了什么？我爱他，就这样克林顿一直都有这样的光芒，他的父亲和我很幸运，最早看见了他的光芒。”
我要去引述1960年代另一家杂志刊载的话，这是1968年出版的大西洋月刊，美国的自由主义之声，作者是知名的生物伦理学专家。
他说，“对于遗弃唐氏综合症的婴孩，我们不必感到内疚。无论是将其送到疗养院去，或者用更负责也更致命的方式。这很可悲，也很可怕，但不需要有罪恶感。真正有内疚只源于侵犯人，而唐氏综合症患者不是人。”
关于同性恋者处境的大幅度进步，已经有很多文章就此发表观点。每天都有头条报导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已有所转变。
但我们遗忘了过去是怎么看待不同于大众的人，忘了过去是怎么看待残障人士的，忘了我们曾经多么不人道，在那些方面的改变几乎同样激进，我们却未给予更多的重视。
我采访过罗巴兹家族的汤姆和凯伦夫妇，他们当年是年轻有为的纽约人。在得知他们第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时大为惊讶，他们认为儿子并未得到应有的教育。
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小型教育机构。两间教室里，他们开始和其他的父母一起教育唐氏综合症儿童。多年后，该机构发展为库克中心，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智障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
自从大西洋月刊刊载了那片文章以来，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寿命增加了两倍。唐氏综合征的人，有些是演员，有些是作家，有些在成年后能完全独立生活。
罗巴兹夫妇的贡献很大，我问他们：“你们会遗憾吗？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唐氏综合征吗？是否希望从未听说过这种病症？”
有趣的是这位父亲说，“嗯，从我们的儿子大卫角度来看，我感到遗憾，因为对于大卫来说，这个世界里唐氏患儿的路走得非常艰辛，我想要给大卫更轻松的生活。但我认为，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唐氏症患儿，会是很大的损失。”
凯伦罗巴兹说：“我同意汤姆的看法。为了让大卫活得更自在，我会想瞬间治愈他的唐氏综合症。但对我来说，23年前他刚出生时，我绝不相信我能走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