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贤士家训教子的“八不”义方

古代贤士训子“八不”义方

在中国古代，贤达之士运用家训教子源远流长。自周公《诫伯禽》始，各种家训陆续面世，散见于经子史集之中，比较著名的如《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温公家范》、《治家格言》、《曾氏家书》、《郑板桥家书》、《双节堂庸训》等，尽管着重点因门户不同而有别，但富有远见的思想总体上小异大同。基本上可概括为“八不”：

1、地位优越不可骄。

达贵官宦之家有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子弟很容易由此而滋生骄气，教之以谦逊之道，实乃智慧之举。三千余年前，周公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为鲁国国君。上任前，周公反复告诫：“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意思是说，你不要因此骄傲起来而怠慢了士人。他还以自己现身说法：“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他认为：“德行宽裕却能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福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保身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字里行间，彰显着若谷的?怀。曾国藩认为，“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俭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因此，他在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告诫：“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奢字、傲字……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气指颐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戒之，至嘱至嘱。”这些家训，将“骄”与失人心相提并论，足见重视程度是很高的。

2、生活富足不可奢。

古代显官达贵享受优厚的俸禄，大都“举家锦衣玉食”。然而富足的生活条件，往往易使子弟滋生奢侈。因而有识之识教育子弟，都非常重视戒奢从俭。三国蜀相诸葛亮在给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说历来为人称道。北宋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并深刻指出：“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清监察御史林则徐，晚年在给三个儿子的家产分配书中说：“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子孙矣。”他还给儿子们写了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祸。”后来，林则徐的三个儿子均清廉为官做人，与谨遵父训是分不开的。

3、父兄有功不可恃。

封建社会，父兄有功，泽及子弟，官宦子弟处于比平民百姓远为优越特殊的地位，很容易成长为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衙内”。因此，有远见的贤士常常教育子弟自强自立，既不要“拼爹”，也要防止“坑爹”。北齐平原太守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如是教育子弟：“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长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依靠自己立足于世，正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清代曾做过两任知县的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指出：“专以好胜为念，必至心驰于外务；胜人之虚名，忘修己之实学，则人以虚名相奉，势且堕人之术，受人之愚，而不自知其弊，终至失己而后已。”湖广总督张之洞致远赴东瀛留学的儿子：“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而可借是磨练身心”。不仅教之勿以贵胄子弟自居，还讲了此为之有好处，可谓言之谆谆、教子有道。

4、高官显职不可图。

官位升迁，本是封建官吏梦寐以求的，但有识之士对此却谨慎尤加。颜之推强调取官一定要走正道。他说，齐朝末年，不少人用财货托附外戚家，走后宫路线，封得太守县令，尽管“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取贵一时”。但一旦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既然你用财利取得官职，必将因为财利而招致危险，稍微有点小差错，就会被肃正，深坑陷阱正等着，板子的疮痕未复又遭审问，即使能得免死，无不破家，到这个时候“然后噬脐，亦复何及”，悔之晚矣。北齐黄门侍郎崔?，天保初年在朝廷值勤，掌管机密要事，其兄看到不少贵胄子之家子弟都在京城当官，便以“出外藩，有损家代”为由，要求崔?将两个在外地做官的儿子调到京城，以光耀崔家形象，崔?回答说：“立身以来，耻以一言自达，今若进儿，与身何异”。这里既有坚守清廉形象的考虑，其实规避了“高处不胜寒”之险。曾国藩则把“戒官戒财”作为教子要义，他有个理论：“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因此他告诫儿子们，“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这种教子之方，在“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的封建社会里，堪称匠心别具。